赵月枝丨手机之后，是什么？
手机之后，是什么？
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
赵月枝
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者达拉斯·斯迈思前往中国研究意识形态、科技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之所以决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科技哲学”，是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这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问题”（Guback，1994：228）。他在报告中写道，尽管自然科学家和广播官员们认识到科技及其产品有政治本性，但他在中国的学术和政策部门遇到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却不同意他所说的科技具有的社会建构性。斯迈思发现，这些人认为“工艺和科技是自治的和非政治化的”。更令他不安的是，“他们表现出一种固执，甚至完全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的可能性”（Smythe，1994：238）。
对中国科技哲学的这一探究并非停留在抽象层面，也不仅是一种学术兴趣。相反，斯迈思对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政策，以及中国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性道路进行探索的可行性提出了最根本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尚不清楚中国人是否已正确认识到科技的政治属性，而这在今后一二十年里将对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至关重要”（Smythe，1994：242）。具体来说，斯迈思看到了这样一种不一致：一方面中国说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人有一种“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科技的心态，后者“意味着社会主义科技可以被用以衡量反对资本主义科技的成就”（Smythe，1994：243）。对斯迈思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否获得成功，有赖于中国能否拒绝盲目引入西方的科技、消费商品和服务，以及能否拒绝在这个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关系”。要想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政治”（proletariat politics）必须在科技革新和经济生产领域获得领导权，特别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某一种消费品和服务的革新”是否“能服务于作为集体或者个人的大众”（Smythe，1994：243）。这里的“无产阶级政治”意指民众对决策的参与，指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社会需求，这也是在斯迈思的想象中“文化大革命”所意味的东西。在斯迈思看来，西方消费品是“资本主义呈现给新的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陷阱，中国的工农兵应该意识到这个陷阱”（Smythe，1994：241）。斯迈思写道，因为“在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中没有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采用资本主义的奢侈品，比如说私家车、家用洗衣机、家用冰箱、单向电视等，也就意味着用这许多教育工具武装起中国家庭，导向资本主义的文化道路”（Smythe，1994：231）。
斯迈思以评判性视角对当时的国际传播政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起“文化屏障”来过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流入。他甚至从冷战年代美国禁止向中国输送技术和苏联从中国撤回技术支持的举动中看到了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自力更生获得科技进步”。他这样写道：
结果，中国……牢固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决策的群众路线方式。现在中国已经解决了向民众提供食物、衣服、住房、医疗这些紧迫的问题，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大步迈进共产主义是有可能的。这一步的实现决定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答案应该是公共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个人私下使用的商品和服务。将创造性人才和资源分配去生产和提供所有人都喜闻乐见并有教育意义的物品和服务，如公园、博物馆、科学、教育、图书馆、野生动物保护区、建筑和其他各种艺术形式（包括双向电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便可以十分有效地直接达成（Smythe，1994：243）。
斯迈思在改革初期的1979年再次访问中国，并就所见所思写了一份报告《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将它作为一份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阵营一名“家庭成员”的友好批评与建议书，提交给了中国政府有关官员。斯迈思生前之所以从未将之发表出版，是因为他觉得“有义务将我的批评局限在大家庭内部”（Guback，1994：230）。
然而中国有关官员从未正面答复斯迈思。相反，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为了回应来自外部的冷战压力和来自社会主义内部的危机，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口号回避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中国追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大规模“改革开放”，使消费主义在中国迅速蔓延。中国在大量进口西方的科技和消费品的同时，更将自己变成了“世界加工厂”，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成为主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而这些商品不仅包括鞋子和玩具这样的低端消费品，还包括电子消费产品和其他的高端信息技术产品，例如电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最蓬勃发展的区域”。加上对信息科技这一“资本主义最生气勃勃的产业”的拥抱，中国成了跨国资本主义“两个增长极”交汇中心（Schiller，2005）。
斯迈思注意到，他访谈的中国哲学、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士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误导，错误地相信科技具有中立性。这种观察也许是正确的。不过，他本人很可能也被“文革”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修辞术误导了。
首先，在他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并非像他认为的那样，已经解决了向大众提供基本必需品的问题。在1978年农村改革之前，“吃饭问题”对中国的大部分人口来说仍然是十分紧迫的问题，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也一直是一个挑战（Huang，2005：5）。
其次，斯迈思想当然地以为“无产阶级政治”具有民主的天性，或者说在决策过程中会有“群众路线”这样的民主过程；不仅如此，他还错误地认为，这样一个过程已经多多少少被牢固地确立了。事实上则是，他的两种假设都存在问题。“群众路线”政治传播模式不但有明显的家长制的色彩，而且还很容易从上面或从下面被颠覆（Zhao，1998）。
再次，在政治上，斯迈思虽然接受中国官方的说法，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确实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但他没能充分把握中国的后革命政权不得不应对的冷战环境的严重性，而中国领导人作为一个整体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在高科技战争和核武器威胁中生存。简言之，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斯迈思所观察到的“两条路线斗争”之上，这种由军事引领的科技民族主义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数字革命”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最后，尽管斯迈思关于科技政治的观点在西方批判学术界被普遍接受（比如说Williams，2003；Winner，1997，1986），但他对商品和服务要么服从集体需求、要么服从个体需求的二分法是有局限性的。在某些情况下以及在特定条件下，集体的社会需求和个体的需求并不能截然分开。电脑和手机这样的互动传播科技尤其如此。信息传播商品与服务具有社会本性，而且消费者并非消极的和原子化的，各种社会主体能够将信息与传播技术用于自己的目标。
然而，斯迈思与中国的这番遭遇不应仅仅被视为西方学者因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而试图在别的什么地方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天堂的个案。尽管中国改革时代的发展道路和斯迈思设想的道路相左，但是斯迈思提出的问题还是在中国挥散不去；不仅如此，当中国由信息科技驱动、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引发的经济与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后，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被更准确地修正为“手机之后，是什么？”——便有了新的相关性，并日益重要。尽管斯迈思误读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他用来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框架也不乏局限性，但他确实为我们分析中国在改革时期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整体发展策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斯迈思对经济中的决策过程、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占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体（他本人所称的“中国的工农兵群众”）所承担的风险的关切，在中国现行的社会改革和与世界市场体系的整合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1958年的“大跃进”，目标是通过自主科技创新与本土工业化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发展目标则是“蛙跃”进入数字时代。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番历史。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领导层对实现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决心。这个颇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发展规划，明确表现出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对现代化根深蒂固的认识：要将这个国家从过去遭受科技和军事凌辱中拯救出来，唯一的方法便是“赶上西方”。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实施“863计划”这一高科技发展项目。这个启动于1986年3月的计划是一项大规模的军事和工业研究发展计划，是对里根政府“星球大战”计划的回应，将包含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在内的七项新的“战略”技术领域视为优先研发的对象。在1992年的海湾战争中，中国惊叹地目睹了一场“信息传播战”，看到了实际战场上控制、指挥、传播、情报的战略重要性（Mattelart，1994：117-121），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领导层将信息与传播技术视为战略领域的信念和对它的重视。
中国通过获取西方发达科技和将之本土化，以及进一步与全球市场体系融合，来追求现代化，并将“信息化”提升到现代化之母的高度（Zhao and Schiller，2001）。正如前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所言，“没有信息化，就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Zhao and Schiller，2001）。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部署，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信息化，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方面。电信网络得到爆炸性扩展，各类“金字头工程”（Feigenbaum，2003：199），如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成为国家对“数字革命”所进行的主要投入。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信息社会理论的重要特征是将社会从政治化的文化批评领域剥离出来。在这一理论范式里，社会不再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外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领域，而是一个超越了社会制度区分和政治冲突的经济主义领域（Schiller，1996；1997；2007），而这正是“政治的终结”论的体现（Mosco，2004）。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受够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和“阶级斗争”说教的改革初期的中国来说，“信息范式”有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人们欢迎这种看起来既客观又科学的“信息”，这在1980年代早期至中期的新闻改革的话语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场改革试图重新定义新闻，突出其具有“信息”的特性，并推动信息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化宣传功能分离（Zhao，1998）。
此外，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需要以及民用的需求，共同驱动了改革时期的科技发展，因此信息与传播技术很快就变成中国高科技发展中最流行和最商业化的领域。到2001年，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明确了通过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策略，以此利用最新的发展成果，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蛙跳式的跨越，大步跨入“十五”计划（2001-2005）。2001年中国还史无前例地成为第一个官方确定全国信息指标（全国信息化评估中心，2001）的国家，这个指标包含如下统计指数：
－电脑、电视机、互联网接入家庭覆盖率
－千人广播时数
－人均宽带数
－长途电话线长度
－卫星地面站数
－电子商务的规模
－每百人大学毕业生数
－研发投资率（R&D）
－IT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
2002年11月，信息与传播技术应用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上被定位为日趋发展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逻辑选择”，这进一步确立了信息科技的重要地位。正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要坚持通过发展信息化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因此，必须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并在各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使用信息技术（Jiang，2002）。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所领导的社会革命主要依靠的是社会底层的力量，并且高举反帝的旗帜的话；那么改革时代所进行的“数字革命”所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主要依靠技术专家治国的精英路线和与跨国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整合的道路（Zhao，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前副院长，无意中对精英主义和中国“数字革命”的反民主倾向性给出了最为清晰的表述。在一个与境外记者的访谈中，他是这样看待“社会主义民主”与“信息高速公路”之间的关系的：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很清楚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我们怎样才能到达这个目标？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要花费大量金钱。知识分子会立刻一致通过这个方案。但是两亿文盲的态度很可能会是这样：“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首要需求是赶紧把肚子填饱，之后再去上小学。”如果要投票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投票反对信息高速公路，希望先解决贫穷问题（转引自Lawrence，1998：26，28）。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建设电信网络的速度创下了世界纪录，与此同时，中国对公共教育的国家投入却在亚洲国家最低之列（Mukherjee，2006）。此外，正如殖民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在边缘地带建设铁路以服务于大都会资本的需求那样，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民用电信网的发展，成为中国在改革时期最优先考虑的项目，以协助跨国资本从福特主义积累方式向弹性积累生产方式的转型，这一转型通过使跨国资本与聚集在中国经济特区以及沿海地区的广大劳动力相结合而实现。2004年年末，中国的10个沿海省份在电信方面获得了总额为1102亿人民币的投资，而其他21个中西部的省份和地区却只获得579.4亿的投资（Zeng and Xi，2006）。
由于中国的“数字革命”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导向成为它的另一个关键特点。斯迈思曾特别警告说，中国在发展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要避免消费主义的陷阱，然而这却正是中国信息与传播技术发展的主导原则。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家对数字经济的重视，传播和信息产业也根据市场逻辑进行了重组，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资本积累的平台。手机市场的爆炸性扩张与原中国联通公司的商业轨迹，反映出在市场驱动下的中国电信产品和服务的发展。
诚然，电信网扩张的国家目标以及电信在军事和国家监控方面的战略角色，以及市场评判标准，仍然在塑造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及扩散信息与传播技术方面发挥作用。在广播电视和电信传播这两个领域，国家组织的“村村通”项目，推动了偏僻农村地区的广电与电信覆盖。同时，电信部门仍然以电信网的总体扩张为目标，并优先考虑广播频率的军事用途，而非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电信策略。与此类似，中国政府也在人口稀少的新疆和西藏等西部地区投入了网络建设的力量。但是，由于在改革阶段，追求经济发展是最高形式的政治，某些地方的电信部门和地方政府渴望提升本地的信息化指标，以此作为他们的政绩，为此不惜过度售卖电话服务。在某些省市，每个家庭都拥有一部电话的“电话村”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便纷纷涌现。有些村民被低廉的话费套餐所诱惑，安装了电话，结果却发现，私人电话不但基本无用，还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因此，贫穷的村民在安装了电话后，要么根本不打电话，要么干脆去办理了停机手续，而这些现象并不少见（Du，2002：16；Zhao，2007）。电信网扩张中的政治动机和官场考虑，市场竞争导致的价格下降，以及中国人口以前确实未被满足的需求（如预付电话卡服务、短信服务和更廉价更适需的本地移动电话服务“小灵通”的繁荣），使中国成为电信网络扩张和信息与传播技术扩散方面最成功的国家。到2005年底，中国已经拥有3.50433亿固定电话用户，3.93428亿手机用户，覆盖率分别达27.0％和30.3％。此外，到2005年底，中国97.1％的行政村拥有了电话服务，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也达到1.1亿（中国信息产业部，2006a）。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信息与传播技术扩散的成功也许十分雄辩，但并非无可置疑。如前所述，中国的“数字革命”由根深蒂固的专家治国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理性所激发，主要由军事和工业的需求以及国内官方利益群体、国际资本、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喜好等复杂的利益关系所驱动。因此，与下层民众面临的日益深化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公正具有内在的关联。
中国实现了四通八达的技术联接，正在变成通畅联接的超级大国；电信部门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DeWoskin，2001：630），向国家贡献财富和声望；但同时，中国也变成了在阶层、区域、性别等不同层面存在严重差异的国家。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1990年代电信市场不断超过国家规划的预期的扩张（Luand Wong，2003：5-6），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也在加剧。进入新世纪，中国最富裕的20％人口占有55％的国家财富，而最贫穷的20％人口只拥有4.7％的财富。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存在深刻的社会区隔和不均衡（孙立平，2004）。胡鞍钢等人曾用“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说法来形容中国。超级现代化与高收入的北京、上海、深圳构成了第一世界，大中型城市和沿海高收入的小城市乃至农村地区成为第二个世界，中低收入的农村地区是第三个世界，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以及超低收入的农村地区是第四个世界（Hu，Zhou and Li，2001：167）。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的前几年，“不同的中国”之间或之内的不同社会力量间的矛盾在加剧（Perry and Selden，2003）。社会分层、阶级分化和文化转型的过程加速了这些矛盾发生的频率和速度，矛盾冲突与抵抗形式的广度和范围也同样有所加强。例如，官方记录中的“群体事件”，也即未获批准的游行示威在2005年达到87000起（Magnier，2006），而这一数据在2004年是74000，在2003年是58000，在1994年则是10000（Dyer，2005）。
下文对工人农民的维权活动和社会保护运动及其传播状态进行粗略概述，并讨论它们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已将社会层面带回“数字革命”之后中国发展议程的前沿，并使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虽然这条道路继续强调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但是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并重新强化国家的社会保护和再分配功能。
中国的产业工人通过自己的维权活动暴露了中国“数字革命”在社会发展层面的缺陷。正如吕新雨所指出的那样，在民族解放以及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奠定国家工业基础的过程中，中国的工人阶级曾经获得其主体性（吕新雨，2005）。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也确实获得了物质利益，这在特定历史时期也相当显著。但这一特定的历史主体性，亦即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确立的社会主义“主人翁”地位，有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如果革命后的国家缺乏人民民主的控制，那么生产资料的公共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个合法的虚构”，而“从属的工人阶级最多只是依附于家长制官僚体系的受惠者——更不用说政治气候一旦发生变化，那些已经到手的好处又很容易被拿走了”（Wu，2005：49）。
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的现象。随着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国家对信息科技的大力拥抱，以及新的数字精英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的产业工人立刻失去了曾一度在“无产阶级政治”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的对生产和技术创新过程的控制。从前的产业工人在传统产业中大规模下岗；更年轻的农民工，特别是其中的女性，聚集在廉价工厂生产最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零配件。直到2004年，《纽约时报》还报道说，中国高度的经济增长率和日益膨胀的跨国生产能力“依赖于实际上越来越廉价的灵活用工队伍”（Kahn，2004）。
结果，工人不得不为了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进行维权活动。从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到要求支付拖延的工资和福利补贴，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抗争成为数字化时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点。尽管国家严令禁止通过信息与传播技术进行组织，但无论是传统重工业中的下岗工人，还是外资企业中的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工人都在重新定义中国“数字革命”的议程，通过自己的抗争为它注入其缺失的社会发展层面的内容（Zhao and Duffy，2007）。有时，迟缓的政府官方宣传机器不但没能平息这些风波，还激怒了工人。2002年3月，属于工业“铁锈地带”（被淘汰的重工业基地）的辽阳市的官员龚尚武不顾实情，在电视上宣布本市“没有下岗工人”，这导致数千愤怒的工人走上大街游行（Lee，2003：83）。工人们通过贴在工厂厂房和居民楼的传单互通情报，了解游行的时间地点，宣泄心中的愤恨和提出自己的诉求。这些示威活动和中国其他地方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一起，对中国的社会安定形成持续的威胁。
那些占中国电子元配件制造业劳动队伍68.2％的年轻女民工（Bulard，2006）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驯良听话。尽管她们的抗争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一样，范围有限，组织水平不高，但在脆弱和易变的政治环境中，其政治重要性却同样不容低估。例如在2005年4月，当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借助手机、电子邮件和短信，组织反日游行示威之时，深圳一家为沃尔玛制造无绳电话的日资工厂“有利电子”（Uniden Electronics）的一万多名工人正在罢工，抵抗日方管理者并且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这次罢工的起因是日方管理者不允许他们组织工会，并开除了在2004年11月组织罢工的青年工人。
同样，尽管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根深蒂固的社会差别使中国的产业工人和正在崛起的后工业时代的“知识工人”之间存在隔阂，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些产业工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群——特别是同情工人的知识分子与基层“知识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联系，后者的物质利益在某些时候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相同（Zhao and Duffy，2007）。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数字革命”和科技民族主义驱动下产生的赛博空间2000年之后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社会主义思潮复兴、工人阶级意识重新表达的主要阵地，中国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潜在的意识形态联盟也有可能在此酝酿形成（Hu，2006）。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市场改革的偏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甚至向中国工人提供了策略性的政治建议。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益站在抗争最前沿的工人也将他们的活动进程发布在网上并呼吁帮助。这样，尽管中国的“数字革命”取得了显而易见的强国富民的成就，整个1990年代和2000年后数年内，在每个改革进程的转折点，精英和在网上十分活跃的草根意见都会跳出来反对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
失去了土地以及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农民人口最多也最具有爆炸性。尽管农业产出只占中国GDP的14％，但在中国进入21世纪之时，农业人口却仍占中国总体人口的60％。在数字时代的各种口号之外，诚如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所言，“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农业社会在追求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问题”（2003：17）。农民在中国是最少上网的群体，但他们也在争取经济权益和社会公正的过程中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收集和发布信息。在社会学家于建嵘有关湖南省某县农民反对地方政府对他们征收过多的杂税的个案研究中，农民最具赋权能力的传播活动是自发地传播与农业税有关的党中央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具号召力的形式是在农贸市场、村子的入口处与其他的公共空间用最基本的传播技术——手提喇叭筒高声朗读党中央的文件（于建嵘，2003：6-7）。通过这种做法，农民揭示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实践的差异和地方官员忽略或直接违背中央和省政府一级的政策的行为。对这些政策的学习、掌握和传播，使农民拥有了一件可以挑战地方官员和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有力武器。
收集和散播政府的政策，寻找共同关心的事件，有助于农民之间的横向传播，也有助于农民之间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的社团。农民为了经济利益和社会公正，前往更高一级人民政府请愿，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学到了新的政策，找到了新的“问题”。这些传播活动也有助于横向联系的形成。不同地区的农民之间的这种联系，被他们自己称做“联网”，颇具互联网时代的气息（于建嵘，2003：5）。
当市场经济关系渗透进中国的农村社区并不断深化时，农民的维权传播和网络结构也发生了动态变化。进入新的世纪后，中国农民抗争和维权活动的焦点越来越围绕在侵占土地、环保、村庄治理和选举政治的可靠性和透明度上。尽管许多个案的具体情况各自不同，却具有相似的传播模式。
首先，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扩散使得村民有可能用视频、照相等方式记录他们的抗争，甚至还有可能将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农民中很多人都受过教育，有的还参过军，还有一些曾在城市工作或生活过。他们不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能够寻找和搜集官方的符号资源，还能在外地建立社会联系，在抗争中发展使用现代传播技术的能力。另外，这些抗争常常十分具有戏剧性，并有符号意义。例如，让老年妇女站在冲突第一线的战略布局，使得这些抗争活动非常具有传播价值。在广州市太石村的选举风波中，村民因怀疑某当选村领导在本村的土地销售中有问题，因此反对他当选，并以国家颁布的《农村村民组织法》为依据，展开了一场要求重选的运动，以此实践自己的民主权利。但是这种做法遭到地方政府的反对，当地官员雇用地痞并布置警力恐吓村民。在村民自发讨论组织反抗行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张照片——一位80岁的老奶奶冯珍在两名妇女的扶持下站在一堆石头上，通过手提式扩音器发表演讲。这张照片成为正在形成的中国农民公共空间的标志性图片。
其次，农民的抗争不再像早期那样围绕计划生育和地方官员乱收费的问题展开，而主要关心环境问题、土地使用、选举等等。这和中国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特别是在社会上十分活跃的地方记者、律师、大学教授、自由知识分子或是具有同情心的官员很容易形成共鸣。在环境保护领域，农民试图保护一个宜居的生存环境的斗争，开始和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产生共鸣。一个重要案例是2003-2004年间针对云南省怒江大坝项目的抗争，这场斗争最后导致中央政府于2004年中止了这个建设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身兼记者和环保积极分子两者身份的人在帮助农民表达他们的声音、组织他们的诉求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汪永晨以及《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可佳均是NGO环保组织“绿色家园”的领头人（Zhang，2004）。与此类似的是，来自城市的律师们也越来越参与到与农村土地争端有关的案件中去。那张冯珍老奶奶的照片的广泛传播，保证了这一事件在互联网和国际媒体上的曝光率。女性主义学者艾晓明还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反映此事（Fan，2005）。这些由城市知识分子写就的文字，反过来又推动了村民的积极回应，村民不仅广泛地传播这些文字材料，还将它们提交给地方政府官员，作为让官员们“学习”民主的“材料”。
最后，因为这些维权行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某些事件也获得了互联网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在一些情况下，本不被允许报道这些事件的国内主流媒体也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报道。因为绝大部分此类事件都发生在村子一级，主要是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冲突，并不直接挑战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所以，一些较为自由的、敢于说话的中央媒体和省一级媒体也会发表同情村民的报道。比如说，太石村的抗议行动就获得了《南方农村月刊》、《南方都市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同情性的报道。《人民日报》的华南版，即《华南新闻》，甚至于2005年9月14日在第2版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石堆上的民主》，将老奶奶在石堆上演讲的地方称做“公共领域”，并表扬了村民通过法律程序要求不受欢迎的村领导下台的举动，认为这种做法推动了民主（He，2005）。尽管如此，这些主流地方媒体更常见的做法则是发表对事件的官方描述，试图消除那些常常夸大其词的非官方新闻和谣言的影响力，并且修补蒙受耻辱的地方政府的政治形象。但是，尽管这些官方媒体报道局限在它们典型的官方话语框架内，却也激发了对抗式的解读，帮助了新闻的传播，并使其他地方的村民也学会表达自己的处境，并采取类似的斗争。例如在浙江省，当地方新闻报道了东阳县画水村的村民成功关闭成为污染源的工厂的故事后，附近新昌的村民也增强了他们对工业污染的斗争（French，July 2005）。在数字时代，想要控制关于社会不安定的新闻的传播，是越来越困难了。
在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并不同步的语境下，“数字革命”有可能将中国再一次带到社会剧变的边缘。2004年时，中国领导层第一次公开承认社会的安定团结已经到达“红色警戒线”（Manthorpe，2006）。尽管消费主义给中国社会主义提供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但是基于工人低酬的发展战略却意味着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进入消费天堂的门票。此外，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数字经济仍有能力持续吸纳城市受教育人口。这在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是危险信号。如果说，电信和其他基础设施的缺乏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的话，那么现在，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不足已经威胁到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到了2006年，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就已经认识到，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限制了该领域的进一步扩张：一方面是沿海地区和城市中产阶级市场已经达到饱和；另一方面，在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市场，“真正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也没有有效需求”。国内消费不足，以及因中美之间巨大贸易逆差而导致的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至2005年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02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威胁着中国由信息与传播技术驱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的可持续性。丹·席勒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道，1980年代以来，中国和信息技术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克服不景气和利润下降两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制造商们也纷纷将公司或工厂迁至中国，但其结果很可能不仅使中国，还使全世界经济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强化。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和信息产业这两个增长极的成功利用有可能促使原先希望它们去克服的经济危机的复活（2005：96）。到了2008年，随着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和消费危机的爆发，席勒的分析已经得到了实证。
在中国国内，伴随各种社会力量就改革方向的讨论的展开，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重新定义。虽然新的发展观并没有放弃中国的“数字革命”和对高科技的追求，但是国家在治理技巧和制定政策时的优先考虑方面还是有所调整（Hong，2010）。在进一步加强了对信息与传播网络的监控的同时，国家已经注意到“数字革命”的社会和文化缺陷，试图重新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思想，并修正以单一的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在税费上为农民减负，对农村发展予以更多的关注，等等。除此之外，新的领导层在2003年后宣传了两条指导思想。第一个围绕“科学发展观”展开，也就是以人为本，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各个层面的可持续与协调发展。这个指导思想在2003年10月14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正式写进党的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二个指导思想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展开，2005年9月19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在总书记胡锦涛的发言中，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应该具有如下特点：民主、法制、平等、公正、真诚、友好和充满活力”。
显然，新一代的领导集体不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而开始注意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会关系的协调问题和社会领域的稳定问题。由此看来，中国政府在2005年11月突尼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WSIS）上所做的宣称，不仅仅是在全球性的论坛中进行“政治正确”的表达，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最新的发展与政府治理观念，中国政府的发言中说：“信息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会……以具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及和谐的地区发展为特征”。
简言之，一方面，信息与传播技术技术在过去30年中的发展和使用对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它在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出现了十分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状况。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之后，我们是否还可以驾驭信息与传播技术来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公正，仍旧是个疑问。诚然，中国的媒体、政策和发展圈子已经开始注意到“数字鸿沟”，并且开始采用“信息扶贫”这类话语。在这一话语里，农民通过互联网获取关于市场的信息，知道应该从事什么生产，并将产品销售到何处，他们也因此成为市场中有效的主体。这样的故事很可能是真实情况的写照，但仅仅给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不太可能消除信息与传播技术所驱动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策略的根本缺陷。在这一点上，其实有更多可想和可做之处。
詹姆士·迪恩（James Deane）曾提出，满脑子想着“信息和传播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它最根本的政治角色”，这在制定发展政策时是不够的（2005：57）。他的观点十分适用于中国的语境。毕竟，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缺乏种植何种农作物并该销往何处等市场信息，而首先是如何把握他们土生土长的这片土地的问题。与此类似，农民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迅速致富”，而且，因为国家在基本的社会服务如医疗和教育方面投入十分匮乏，这些公共服务又经历了商品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当家庭成员遭遇疾病或是某个孩子考取大学后，许多农村家庭立刻一贫如洗。
与此类似，中国下岗工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不在于他们没有可供与潜在雇主联系的电话；人们看到，在露天劳动力市场上蹲守机会的男男女女常拿着手机（Bulard，2006）；农民工的最大困难也不在于他们是否能迅速将积蓄汇款回乡。相反，问题在于工作岗位的缺乏以及工资的低廉，更糟糕的是雇主还经常拖欠工资。
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这样的术语看起来已经成为过去时代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些术语所针对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决策过程的本性，发展规划中对优先考虑事项的设定，社会关系的秩序，以及技术革新的价值取向等，依旧是值得继续讨论的。事实上，对中国“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斯迈思在上个世纪70年代观察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又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当年邓小平以“不争论”的决定给中国“数字革命”的爆炸性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那样，2006年3月的全国人大“伴随着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而很多人还以为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长期的飞速发展已经被埋葬了呢”（Kahn，March 2006）。
尽管在过去30年间围绕信息与传播技术进行的政治经济转型已经使中国获得了全球性地位，使特定的国内或跨国社会阶层日益繁荣富强，并为此自豪，这个过程对不同社会团体的赋权功效是很不平等的（Zhao，2007；2008）。当斯迈思提醒中国政府，技术确实有政治意涵时，他所言非虚；这也正如罗宾·曼塞尔（Robin Mansell）所说的那样，“不管它们在场或不在场，或者正因为它们在场时的特定本质，信息与传播技术本身意味着‘政治’，而这些政治影响到每个人”（2005：84）。正因为如此，一条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做出这样的决策，将发展的优先考虑定位在不同社会力量的民主参与上。也就是说，在市场权威主义下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不会导向“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的情况反映了在作为经济商品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之间做出区别的重要性。信息可以作为决策的资源，传播则是社会和文化的过程。尽管中国发展战略推动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网络扩张和信息与传播技术商品及服务的生产，但一旦这些对主导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不利，它就努力阻碍信息的流通，减少服务于自治的社会组织的传播，阻碍互相竞争的社会利益各方关于不同发展优先事项的有效表达。信息与传播技术引领下的发展战略促使经济增长，但将一些社会群体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紧张，引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也许获得了最先进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辅助，更多时候则并没有这种辅助。这些冲突反过来又对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时的优先考虑事项提出了根本的疑问。
数字鸿沟固然真实存在，我们也必须缩小这个鸿沟。但是，当整个世界不仅身处一场旷日持久的、在各个层面都是不折不扣“信息战”的反恐战争中，而且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危机时，斯迈思的问题在21世纪的版本“手机之后，怎么办？”已经成为不仅和中国有关，更和全世界有关的重大话题。
作者系加拿大西蒙飞沙大学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本文节选自：赵月枝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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